1、管辖法院

根据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61条规定：“亲子关系事件，专属下列法院管辖：一、子女或养子女住所地之法院。二、父、母、养父或养母住所地之法院。前项事件，有未成年子女或养子女为被告时，由其住所地之法院专属管辖”。鉴于大S生前与子女居住于台湾地区，而汪某居住于中国大陆，故大S去世后，有关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争议，可以在子女住所地即台湾法院处理，也可以在父亲住所地即中国大陆法院处理。实务中，台湾地区法院倾向于采取“先受理原则”，而大陆法院则可能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5条主张对具有实质联系案件的管辖权。故两岸法院可以根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19条规定的“适当联系原则”协商确定管辖权。

2、适用法律

跨境抚养权案件的准据法选择则应当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层面分析。

首先，程序法上，一般而言，法院地法原则具有优先性，即受理法院的诉讼程序规则直接适用，若台湾法院受理了此案件，则依照台湾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规则，若大陆法院受理了此案件，则依照大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规则。

其次，实体法上，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5条明确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大S与前夫离婚后，双方身处异地，无共同经常居所地，因此，依据中国大陆法律，适用大S生前与儿女的经常居所地中国台湾法律或大S前夫经常居所地中国大陆法律均可。而台湾地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55条则规定“父母与子女间法律关系，依子女之本国法”。

台湾地区的“法律”中，父母对于孩子享有的是“亲权”，这是我国大陆的现行法中暂时没有规定的概念。

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最后行使、负担对于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之父或母，得以遗嘱指定监护人。”也就是说，只有父母二人中最后死亡的一方，才有通过订立遗嘱指定监护的权利，在父母还有一方尚在人世的情况下，死亡的另一方没有权利遗嘱指定监护人。这与我们大陆的现行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条只规定了“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即父母任意一方死亡后均可以遗嘱指定监护人，而不论另一方是否已经死亡。因此，根据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大S无权通过遗嘱设定两个孩子的监护人，且汪某作为孩子的生父，在大S去世后，自然成为第一顺位的监护人。而根据大陆法律规定，如果大S通过遗嘱指定了监护人，则其遗嘱指定具有一定法律效力，法律会综合考虑，当然，若大S未遗嘱指定，汪某根据大陆法律亦自然成为第一顺位监护人。

此外，从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94-1条来看，台湾地区确定监护人同中国大陆一样，均是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原则确定。

第1094-1条：“法院选定或改定监护人时，应依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审酌一切情状，尤应注意下列事项：一、受监护人之年龄、性别、意愿、健康情形及人格发展需要。二、监护人之年龄、职业、品行、意愿、态度、健康情形、经济能力、生活状况及有无犯罪前科记录。三、监护人与受监护人间或受监护人与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间之情感及利害关系。四、法人为监护人时，其事业之种类与内容，法人及其代表人与受监护人之利害关系。”

网传汪某在大S去世后悲痛过度，有轻生念头，其好友声称其躁郁症复发，又公开辱骂其母亲并扬言断绝母子关系，该消息是否真实尚有待查证，但若以上情节属实，可能会影响汪某监护责任的履行，则汪某有可能被判定不适合担任监护人。如果大S的其他亲属（如大S母亲或其妹妹小S）提出抚养申请，法院也会综合考虑他们的经济能力、抚养意愿、抚养条件以及与孩子的情感联系，最终确定监护人。

另外，大S的两位子女均已经达到了可以清晰表达自身意愿的年龄，因此，法律通常会考虑孩子自身意愿，如果孩子明确表示不愿意跟随父亲生活，法律也可能会重新考虑抚养权的归属。